《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2002发掘

三商代考古研究

  M2002位于翼城县大河口墓地西南部,东侧陪葬一座东西向车马坑。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口小底大,方向为292度,墓口长275、宽172、深991厘米。填土经夯打。一棺一椁,墓主头向西,为35—39岁男性,仰身直肢。墓底中部有一腰坑,内殉一狗。随葬品共计536件(套),种类有青铜器、锡器、陶器、玉器、石器、蚌(贝)器、骨器等。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工具、铜饰件等。礼器有鼎3件、鬲2件、甗1件、簋3件、匕2件、盘1件、鸟形盉1件。兵器有我1件、戈6件。车马器有輨1件、䡅1件、軝2件、辖6件、銮铃8件、当卢4件、镳20件、衔6件、络头1套、节约9件、铃2件、泡7件。工具有斧1件、锛1件。铜饰件有环2件、簋耳1件、三角形铜片3件、其他铜饰5件。锡器1件。陶器有鬲1件。玉器有鱼1件、玉饰4件。石器有刀1件、饰件1件、豆形器1件。蚌(贝)器有蚌片7件、海贝413件。骨器有镞5件、弓弭1件。多数青铜礼器置于西侧墓主头前棺椁间。青铜食器上有“霸仲”和“格仲”作器铭文,墓主是霸国国君的弟弟霸(格)仲。该墓年代属于西周中期穆恭之际。

长江流域其他商代考古研究成果主要有:施劲松《江汉平原出土的商时期青铜器》,认为商人兴建盘龙城的目的应是控制长江沿岸地区而非占据江汉平原,殷墟时期商文化对江汉平原仍有影响,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式青铜器可能由中原经江汉平原传入。豆海峰《试论湖南澧阳平原商时期考古遗存的发展阶段》,将澧阳平原商时期遗存划分为皂市遗存与斑竹遗存两类,二者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变迁是外来商文化与本地传统文化冲击与调适的互动过程。高大伦、郭明《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认为三星堆遗址是研究人类由野蛮向文明蜕变以及文明起源、发展、辉煌、衰落的绝佳实物标本。

后套木嘎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

新疆境内遗存较为丰富。泉水沟、都木都厄布得格遗址发现有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对于研究欧亚草原地带距今3500年以来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价值(《中国文物报》9月13日)。温泉呼斯塔遗址发现一处规模庞大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遗址分三部分,其中一处可能是青铜时代早期城址。发现有马头骨、青铜短剑和青铜锥等遗物(《中国文物报》12月2日)。阜康西沟遗址抢救性发掘,发现青铜时代遗存2处,清理墓葬23座(《考古与文物》5期)。于田流水青铜时代墓地发掘,首次在新疆发现以单纯刻划纹陶器为主要特点的青铜时代遗存。发掘墓葬52座,分石围墓与石堆墓两类,部分墓葬有殉祭动物。

东汉荧惑图像考……………………………………………………………………… 陈秀慧(201)

芮国墓地研究也是一个热点。谢伟峰《陕西韩城梁带村墓葬群国别与墓主身份探析》,认为韩城梁带村两周墓地北区的时代在西周中晚期,属于毕公后裔戎化的“戎人”;西区则是芮国大夫和庶民的墓地。陈小三《韩城梁带村墓地三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期),认为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不见西周晚期遗存。吴伟华《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8墓主新考》,认为梁带村芮国墓地M28墓主应不是芮国国君,而是等级略低的太子。张天恩《周代芮国君主的称谓及其世系》(《古代文明》10卷),认为至少在西周末期梁带村一带已成为芮国都邑所在,并对芮国的君主称谓和世系进行探讨。赵庆淼《芮姞簋与古芮国探微》(《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认为芮姞簋并非姞姓“”族与姬姓芮国通婚的证据,而是嫁至“”族的姞姓芮国女子所做之器;簋铭中所见的姞姓之芮,很可能正是居于汧陇地区的旧邦——古芮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两周考古方面,《丰镐考古八十年》的出版,为研究西周都城提供了丰富全面的基础资料。周原遗址的新发现,为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形制的发展演变、周原遗址聚落结构、凤雏建筑群性质、周代都邑遗址给水系统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荥阳官庄遗址发现的大、小城周代城址以及城门遗迹,对于研究中原地区西周城址具有重要意义。伊川徐阳发现的东周陆浑戎贵族墓地,发现具有西北地区戎人埋葬习俗的现象,证实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苏州木渎古城城内小城、周边小城的确认以及利用周边山体作为天然屏障进行防御,对于研究先秦城市防御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的发掘,是中国矿冶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古代矿冶生产者墓地,为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铜矿采冶生产中的人力分工和技术种类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2002的发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玉器考古研究涉及玉器制作技术、玉器文化、玉文化传播等内容。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 750001)

2016年度公布较多的夏商周考古发掘报告,主要集中在河南、陕西、山东等省,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重庆、四川等省市也有一定的新材料。有关综合研究,主要涉及三代都城和城市、考古学文化、三代生业等方面。

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 …………………………………………王立新(141)

齐鲁地区西周考古成果较为丰富。燕生东《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分布态势与周初东封》(《考古与文物》5期),论述晚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发展进程及分布势力,并指出周初东封的姬姓、功臣、姻亲邦国均位于晚商文化的分布区内。曹斌《胶东半岛西周时期遗存的分期和年代》,将胶东半岛西周时期的遗存分为两期6段,并尝试建立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侯乃峰《新见鲁叔四器与鲁国早期手工业》(《考古与文物》1期),对鲁叔四器上的铭文进行补释,认为铭文内容与鲁国早期历史密切相关,从侧面反映出鲁国早期手工业技术已十分发达。王恩田《曲城齐仲簋与“丁公伐曲城”》,认为曲城遗址出土的齐仲簋应与《晏子春秋》中“丁公伐曲”的记载有关。魏峭巍等《山东陈家河遗址西周陶器使用浅析》,认为陈家河遗址西周陶器可能是其先人——夷人所用,同时反映其先民逐渐融入周文化的过程。

陈淳

2016年度有多部三代考古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出版。《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收录论文30余篇,围绕甲骨文、金文考据和商周考古等方面展开研讨。张国硕《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一书,“前言”部分系统阐述作者有关夏商周考古的学术观点与学术体系;正文部分收录其相关论文46篇,重点论述先秦城市与都邑、夏商周文化、夏商周方国与封国、族群迁徙与文化传播、夏王朝存在与否、学术史等课题。《东北与北方青铜时代》,共收录论文20余篇,论题涉及东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遗迹、遗物、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内容涉及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冀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先秦南洞庭——南洞庭湖古遗址发掘报告集》,收录洞庭湖南部新湖遗址等8处先秦遗址的发掘简报,时代经历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商周时期。《“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2014年上海“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精选,其中多篇论述涉及三代城市研究问题。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原始瓷器

…………………………………………………………………临 汾 市 文 物 局 联合考古队

有关齐、鲁考古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王震、滕铭予《新泰周家庄墓地的年代上限、国别及相关问题》,认为周家庄墓地的年代上限应为春秋末年,是齐国平阳城内较高阶层人群的墓地。任相宏、郑德平等《沂源东里东台地一号战国墓及相关问题的思考》,认为东里东台地一号战国墓的身份为战国中期较早阶段盖邑盖大夫之夫人。印群《论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的特点》,揭示出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的几个特点。张志鹏《山东长清仙人台墓地五号墓国别与年代考》,认为仙人台墓地M5与该墓地内其余五座呈现鲁文化特征的邿国墓葬不同,应为齐国墓葬。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王裕口南地M103、M94青铜器铭文的考证,认为M103、M94的墓主应是殷墟二、三期时期的贞人“ ”家族成员。在二墓中,除了随葬象征其社会地位的青铜礼器、兵器外,还随葬有大量的工具。经多方辨析,这些工具应与墓主的职业身份密切相关。有贞卜器具如刻刀、锛、凿、磨石等;有巫术器具如高冠玉人、骨笄华冠、铜杖、玉杖等;还有可能与筮卦相关的石子。这些器具的存在,说明殷墟时期确实是卜巫合一、卜筮兼修。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殷墟时期卜、巫及筮的重要性也不断发生变化,殷墟早期,贞人与巫师集团势力强大,人员众多,具体崇高的社会地位。但到殷墟晚期,其重要性和社会地位逐渐降低,商末周初之时,甚至远离了统治中心,不再具有与王权同等、甚至高于王权的能力。通过细致梳理可以发现,恰恰是一些容易被研究者忽视的随葬品,却充分反映出墓主生前的职业。这提示我们,要同等对待、甚至是更多关注那样“微不足道”的器物,以期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墓主的情况,如此才能真正做到透物见人。

关于商代社会研究,王祁《商代陶质酒器组合的研究》,观察商代陶质酒器组合的早晚变化,探析商人嗜酒等社会习俗和社会内涵的变化。李晓燕《从墓上建筑和墓地祭祀谈陵寝制度的渊源》,认为陵寝制度的渊源可上溯至商文化时期,商代已经存在墓祭。苏家寅《商代林业遗存研究》》),认为商代林业生产活动已经取得一定的进步,但社会化程度仍然很低。王树芝等《殷商时期高分辨率的生态环境重建》,认为水患可能是商都毁弃的一个重要原因。孙明《再论商王朝的衰亡与铅》,综合人骨和青铜器分析研究成果,论证商代晚期贵族阶层应该存在严重的铅中毒,而铅中毒应为商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戈登·威利《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述评

在三代都城和城市研究方面,许宏《大都无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对二里头到东汉时期的都城形态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都城形态经历汉代之前“大都无城”到汉之后“无邑不城”的转变。《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为绪论、上编、下编,其中上编是古代都城考古发现,包括“早期中国”、商、西周、东周以及秦至元时期;下编是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惠夕平《从商周都邑看早期城市功能的发展》,从人口积聚、防御、政治和社会、智慧和知识、祭祀和礼制、手工业生产几个方面,研讨商周城市的功能及其特色。

  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一书的翻译出版为我国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份进行聚落考古的经典样板。自张光直先生在1980年代将聚落考古概念引入中国以来,由于缺乏功能论和过程论的视角,我国还鲜有工作能够企及威利所定义的“考古学文化功能研究的战略性起点”的层次。本文详细介绍了聚落形态的概念,它的本意与我们对该术语中译的理解出入很大。然后,文章勾勒了威利在维鲁河谷进行的聚落形态实践和社会重建,以及之后对美国和世界考古学的影响。文章建议,中国考古学应该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转向功能-过程论的方法,借鉴威利的经验,努力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

周边地区,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墓葬包括地上封堆和地下墓圹两部分。出土器物279件,质地包括陶、金、银、铁、玻璃器及绿松石、红玛瑙等。年代推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发掘报告》,系统介绍岱海地区忻州窑子、小双古城、水泉三处东周时期墓地的发掘成果。

北方系青铜文化墓的殉牲习俗…………………………………………………………罗 丰(183)

此外,青铜器、原始瓷器与玉器等专题考古成果,为全面认识三代历史文化面貌提供了指导、借鉴和启示。其中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提出青铜器研究的新理论方法,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张昌平《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填补了系统研究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空白。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北京 100084)

关于西周社会研究,张礼艳《西周贵族墓葬所见性别差异》,认为西周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虽总体上低于丈夫所在层级的男性贵族,但相差并不悬殊;与商代相比,其相对地位也未出现显著下降。刘源《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指出近年发现的古文字材料为“周承殷制”的观点提供新证据,认为周王朝建立之初在政体等方面很大程度上继承殷商旧制,西周中期以后周代礼乐文明之特色才逐步凸显成主流,春秋时代鲁史中仍可见殷人史官的记事传统。常怀颖《周初“三都”的葬车及其相关问题》(《古代文明》10卷),就周初三座都邑的车马埋葬情况进行对比,并进一步探讨周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周初殷遗民的政治、社会地位。高婧聪《西周宗族形态及德教》,探讨爯器铭文反映的西周人物关系以及遣氏宗族形态等问题,并考察西周宗族建构的一般模式以及西周社会的德教问题。刘卓异《伯族属及家族研究》,认为伯是殷遗民,伯家族可能是专司武事的家族,商周之际臣服于周王室后被迁往周原。辛怡华《扶风海家西周青铜爬龙窖藏与太公望家族》(《考古与文物》2期),指出扶风海家一带应是姜尚家族的采邑地。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是嫩江下游右岸一个包含有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辽金等多个时期遗存的重要遗址。2011—2015年连续五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该遗址所发现的四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嫩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中的缺环,深化了对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内涵与谱系关系的认识。其中的第一期与第三期遗存是首次在嫩江中下游地区辨识出来的两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尤其是第一期遗存是中国东北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在距今13,000—11,000年。第二期遗存的发现,确认以往提出的“黄家围子类型”,也是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应从以往笼统所称的昂昂溪文化中分离出来。第四期遗存的发现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哈民忙哈文化的内涵。论文结合后套木嘎遗址周边区域的相关考古发现,尝试性地将嫩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编年序列排定为后套木嘎一期文化—长坨子A类遗存—双塔一期文化—黄家围子文化—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哈民忙哈文化—昂昂溪文化,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年代学基础。

部分学者对商文化的分期有新的认识。谷飞《关于商代文化分期的几点思考》,回顾以往商文化分期过程,对以王震中为代表的三分法和以张国硕为代表的二分法两种商文化主流分期方法进行分析和对比,认为应将两种方法加以整合,依然采用三分法,将王震中三分法中的中商文化下限改定在洹北花园庄早段之前,并按张国硕的意见将洹北花园庄早、晚段均归入晚商文化之中。程平山《对殷墟文化一期的思考》(《古代文明》10卷),认为殷墟文化可在邹衡的分期基础上,根据新资料补以早商文化第Ⅶ组,即花园庄期早段。盛伟《殷墟文化两个分期体系的比较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7期),对比邹衡和安阳工作队对殷墟分期的两个体系,指出两者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归因为传统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资料积累的阶段性、早期田野发掘技术的不足性。

王立新

晋国及邻近地区东周考古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曹洋《关于侯马乔村围沟墓“殉人”问题的讨论》,认为围沟墓中的附葬人骨在社会身份上有巨大的差异。路国权《论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不可能早至公元前475年,与随州擂鼓墩1978M1曾侯乙墓铜器群的年代比较接近。程勇《晋城市境内战国至五代长城保存现状与病害分析》,对晋城市境内战国至五代长城保存现状与病害进行分析,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动晋城的长城遗存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展示。

 

楚国及邻近地区东周考古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张昌平《江陵九店东周墓年代下限的讨论》,认为《江陵九店东周墓》发掘报告34座墓葬的年代应属于白起拔郢之前,墓主应是楚统治之下外来的秦人,其经济地位低于当地楚人。王先福《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墓皮甲的复原》,对枣阳市九连墩遗址一号墩一号墓所出皮甲进行复原研究。此外,刘礼堂、祝恒富《浅析鄂西北地区“楚长城”遗迹》,认为鄂西北地区所谓的“楚长城”遗迹是明清时期的山寨和关隘遗迹,与楚国之长城并没有任何关联。陈艺冠《钟离国礼制初探》,对蚌埠双墩M1、凤阳卞庄M1和凤阳乔涧子M2三座钟离国墓葬的礼制进行研究,认为独特的墓葬形制与结构是钟离国礼制的重要内容,这应与其族属及崇日传统密切相关;楚文化对钟离国影响较大,底层贵族的葬制、随葬品等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

《考古学报》2018年2期内容提要

夏商考古方面,望京楼城址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为夏商时期考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郑州大师姑图录》的问世,给研究者和公众鉴赏以全新的感受和多维度研究的便利。定陶十里铺北遗址的发掘,不仅可以廓清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文化序列及面貌,还可以据此展开与周围区域的对比研究。尤其城址的存在及表现出的复杂文化面貌,对深入探讨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势力在夏商文明形成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研究夏商时期东西方势力的互动、融合过程,具有重要价值。张国硕先前提出的将洹北花园庄早段、晚段归入晚商文化的商文化分期方法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有关殷墟水网路网的研究成果是商代考古的新突破。许宏“大都无城”观点的提出,引起对夏商都城以及先秦都城形态的新思考。

  本文探讨了有关北方系铜器文化墓葬的殉牲习俗,通过对陕西、甘肃、宁夏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燕山地区等北方系青铜器墓葬中马、牛、羊等随葬殉牲习俗的研究,特别是王大户墓地的个案研究,揭示殉牲动物数量与墓主之间关系,殉牲种属及数量的多寡标识墓主人的地位和财富。另外,从殉牲来看游牧人群在对待小孩时,在丧葬形式上小孩和成人具有大体相同的地位,并不因为前者幼小,葬仪简陋,随葬品粗糙。殉牲头向与墓主人头向关联,北方民族在营建墓地时与太阳崇拜有关联,从统计来看30°—50°之间是多数。在丧葬活动中,有一个方向系统。在这个出现频率占据主导地位的系统中,东方或东北方向,是这个人群中使用最多的。崇尚东方的方向系统,在北方民族中占据主流,并且经过有效的传承影响深远。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并有完善的殉牲模式相配合。每个墓葬的方向可能代表着不同季节时段太阳升起的方向。殉牲牲畜的来源与丧葬宴,北方民族有人亡之后,宰杀牲畜,大聚宴会的习俗。亡人亲缘关系人,将数目不等的殉牲带来,牲畜宰杀后,部族人们要举行祭亡宴。结语部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礼制研究方面,赵庆淼《关于先秦的“一车驾三马”之制》,对先秦车马配驾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殷商时期基本为二马引挽一车,西周以后则以一车二马或四马的配驾方式为主,至战国时期才局部出现“驾三马”现象。杨文胜《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论述两周时期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阐释青铜礼乐器随葬制度与贵族身份等级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罗 丰

青铜器

…………………………………………………………………翼城县文物旅游局

山东境内公布的考古新材料较多。定陶十里铺北遗址发现从大汶口文化到汉唐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是岳石文化、晚商时期的城址(《中国文物报》2月26日)。《山东薛河流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对薛河流域发现的160余处遗址和遗物分布区进行介绍,考察该地区北辛文化至秦汉时期的宏观聚落形态和变迁情况。《沂源东安古城》对东安古城遗址进行介绍。该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发现龙山、商、春秋遗存及汉代城墙。此外,日照六甲庄遗址出土一批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及汉代遗存;济南孟家阿遗址发现一批商代及东周时期遗存(《中国文物报》9月27日)。

何毓灵

四西周考古研究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 200436)

关于岳石文化研究,张小雷《略论安徽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将安徽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分为分布区和影响区。其中皖北中北部地区为分布区,命名为“南城孜类型”;皖西北亳州可归入安邱堌堆类型。沿淮及江淮中部一带为影响区,其南界徘徊于江淮分水岭南北两侧。岳石文化对南部的影响通过江淮东部、江淮中部和皖西北三条路径来实现。

陈秀慧

浙闽地区发现有少量史前至商周遗存。镇海鱼山遗址Ⅰ期发现河姆渡、良渚、商周和唐宋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河姆渡文化二、三期遗存,良渚文化晚期和商周时期堆积之间的自然淤泥层,为研究沿海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文化面貌、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长泰龙津溪中游发现四处商周时期浮滨文化石器制造场遗址,其中后厝山遗址保存最好,文化内涵单一,应为石器初级加工营地。武夷山市葫芦山遗址发现有灰坑、灰沟、柱洞以及建筑台基、窑址等遗迹,初步揭露出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

戈登·威利《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述评………………………………………陈淳(263)

四川境内,彭州天彭周家院子遗址发现有灰坑、灰沟、墓葬、窑炉、道路等商周至唐宋时期遗迹,其中以商周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对研究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此外,郫县波罗村遗址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大致可分出居住区、陶器作坊区和墓葬区等功能区。汉源桃坪遗址清理多座商周时期灰坑、战国至汉初墓葬。

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223)

责编:韩翰

中国人民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两广地区东周考古研究成果主要有:李龙章《广东博罗横岭山墓地年代问题探讨》,认为广东横岭山墓地前期墓葬年代应处于春秋早中期,后期墓葬的年代应处于春秋晚期。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认为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甚至到达越南北部的这条南迁路线,正被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移动轨迹也愈加清晰。

东汉荧惑图像考

苏皖地区发现一些周代遗址。苏州木渎古城城内及周边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城内合丰地点发现一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小城,城址周边发现一座战国早中期千年寺小城。城内五峰地点发掘调查表明,该城有可能未构筑完整的城墙,而是在山口处因地制宜构筑防御设施,利用周边的山体作为天然屏障。霍山戴家院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发现有祭坛、房屋、墓葬等遗存,出土有陶器、石器、铜器、木器等。《马鞍山五担岗》完整揭示马鞍山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夏商周时期的文化序列和文化内涵,对长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殷墟时期卜巫卦器具初探

关于周边地区商时期考古,陈醉等《内蒙古库伦旗三家子遗址陶器工艺研究》,认为三家子遗址陶器工艺技术的来源不仅有高台山文化的传承,而且还有来自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临汾市文物局 翼城县文物旅游局 联合考古队

一夏商周考古综合研究

  在东汉时期墓葬、墓阙与祠堂画像石中,存在一种造型特异的双首人面神兽图像,分布于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与陕西等地域,已知有十八例。其中见于徐州汉王乡1号祠堂者,两成年男子端坐神兽背上,过去学者将该图像榜题释作“荣成”,解读图像为远古神话人物“容成”,此说亦为学术界普遍采用。笔者以为,该图像榜题应释作“荧或”,该图像应为火星“荧惑”。神兽两首方向相背的造型,恰好反映了火星行踪不定的特质,而且此类图像出现在南阳东汉墓盖顶石天文星象之中,符合荧惑存在的环境。本文进一步指出,双首人面神兽图像中童子立于兽背之上的荧惑图像,与中国童谣起源的“荧惑说”相合。再者,古有荧惑之精风伯惑童儿歌谣嬉戏一说,应与两汉时期五行思想盛行背景有关。

公布的齐鲁地区考古资料较多。临淄齐国故城10号建筑遗址发掘,清理战国时期灰沟9条、灰坑2个,汉代水井2处、墓葬2座及宋代墓葬7座;淄博隽山战国墓M1,为一条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有陪葬坑6座,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另有铜器、骨器、马车,墓主为战国早期齐国中小贵族。临淄区文物局负责多项抢救性发掘,其中范家墓地战国墓发掘,清理3座大型殉人陪葬墓,时代为战国早期后段;永流战国墓发掘,清理墓葬6座,其中M3墓主为大夫一级的齐国贵族;刘家村战国墓葬M38、M39,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墓主身份当属士一级的齐国贵族;辛店街道办安乐店村战国墓,为“甲”字形土坑积石木椁墓,墓室北壁中部挖有两个东、西并列的壁龛,龛内各放置1件青铅釉陶罍(《中国文物报》8月12日)。此外,张光明、于崇远等《山东高青狄城故城遗址初探》,通过对狄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发现总面积约56万平方米的东周时期城垣遗迹,城内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陶、石、骨、蚌等遗物。

殷墟时期卜巫卦器具初探 ……………………………………………………………何毓灵(165)

涉及周边地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悦等《新疆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出土马骨脊椎异常现象研究》,推断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的年代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并对出土马骨脊椎异常现象进行研究,探讨遗址出土马匹的骑乘问题。赵俊杰、马健等《吉林长白县干沟子墓地的文化性质与相关问题》,认为干沟子遗存的文化性质是战国晚期图们江流域柳庭洞文化分裂的产物,并依据零星的考古发现试图探讨此时期鸭绿江流域积石墓的出现与汉人移民集团北上之间的内在联系。

北方系青铜文化墓的殉牲习俗

矿冶考古方面,陕西洛南河口遗址周边数次调查,发现10处古代开采绿松石的洞穴遗址,开采年代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延续到春秋时期(《考古与文物》3期)。王立新等《辽宁建平两处早期冶铜遗址的调查与初步认识》(《边疆考古研究》19辑),介绍建平、赤峰和通辽地区的专题考古调查材料。黎海超《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周时期采矿遗址研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各采矿遗址进行对比研究,并对商周时期南、北方铜料交流问题进行思考。郁永彬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28出土铜锭相关问题研究》,认为叶家山M28出土的两件铜锭不是同一批铜料制成,与已知的长江流域铜矿冶遗址未有直接的联系。陈树祥《关于早期铜矿业探索如何深化的思考》,对西亚和中国境内早期遗址出土的红铜制品、青铜器、黄铜器和冶铸遗物及学术观点进行梳理,认为长江中游可能为中国青铜文明的起源区之一。

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

2016年度的东周时代考古研究,公布的考古发掘资料丰富,涉及区域广,各诸侯国考古研究成果较为丰硕。

河南境内发布的考古新报告较为丰富。《新郑望京楼》汇集新郑望京楼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的主要成果,重点介绍城墙、城门、建筑遗迹和墓葬以及城内生活区的勘探发掘情况,并对该遗址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遗存进行分期研究。《郑州大师姑图录》,收集大师姑遗址2002~2003年考古发掘出土遗物219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以大幅面、多角度的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展示。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一座大小城南北相连、带有多重环壕的周代城址,并确认出城壕、城墙、小城南城门和相关建筑等遗存。官庄遗址西北部还发现一批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遗存,尤以大量的窖穴遗存最为重要,推测可能为仓储区。《荥阳西司马墓地》介绍西司马墓地三次考古发掘研究的成果,墓葬年代包括晚商西周、战国、魏晋等时期墓葬。此外,温县徐堡遗址发掘清理9座两周时期墓葬,出土有陶器、玉器、贝饰等遗物;信阳孙寨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到周代遗存(《中国文物报》9月27日);三门峡李家窑遗址西南部清理出4座西周至春秋时期小型土坑墓。

湖北宜昌万福垴为一处大型周代聚落遗址。遗存可分为三期,年代分别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遗址汇聚鄂东乃至长江下游和峡江地区、长江上游的多种文化因素,同时与周文化保持有亲缘关系,呈现出多元文化因素融合的特征。

燕、赵及邻近地区考古研究方面,裵炫俊《东周燕国铜敦、豆之年代辨微》(《考古与文物》2期),发现东周燕式铜敦、豆的表面纹饰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纹饰主题不仅融合周边地区因素,也表现出燕国独有的特点。张渭莲、段宏振《东周赵国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将赵文化遗存分三期六段,可分为豫北冀南、晋东南、晋中、晋北河套和冀中五个区域,经历初创、发展、繁盛、衰落四个阶段。滕铭予《中山灵寿城东周时期墓葬研究》(《边疆考古研究》19辑),认为春秋中晚期居住在灵寿城及其附近的人数并不很多,很可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人群。

有关秦国及邻近地区研究成果较多。陈洪《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对早期秦人的社会状况以及秦文化的传统与变革、扩散与传播、形成与流向等问题进行研究,并重点讨论秦墓头向时空分布、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等相关问题。陈洪《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的关系及其演变》(《考古与文物》2期),认为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战国早、中期后,随着小型秦墓中直肢葬的增加,秦人葬式中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朱连华《西安北郊战国晚期至东汉时期墓葬方向的几点认识》,认为战国晚期至汉初,西安北郊墓葬呈现以东向为主,西、南和北向均占相当比例的多元形态。韩建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东周秦汉有铭铜器丛考》,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东周秦汉有铭铜器进行考释,对秦与诸国关系、秦汉职官、地理、度量衡制度研究有重要价值。黄晓娟、韦清等《甘肃马家塬战国墓地M4出土身体装饰件的保护修复及复原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6期),通过实验室考古对马家塬战国墓地M4出土的身体装饰组件进行清理、文物提取、保护处理,并对墓主人头饰、项饰、腰带及其坠饰进行复原。

类型学研究方面,路国权《试论东周时期铜簠的分类和谱系》,将东周时期的铜簠分为A型折沿和B型无沿两型和八个次亚型以及不同的式。其中A型铜簠属于周文化系统,B型铜簠属于楚文化系统。毛波《吴越系铜剑研究》,重点分析春秋晚期之前吴越系铜剑的发展演变,将其分为A、B、C三型,按其发展演变分若干式,推定各式的年代。向桃初等《商周青铜方罍序列及皿方罍的年代问题》,试图建立商周青铜方罍的发展演变序列,认为皿方罍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早阶段。李维明《司母戊鼎纹饰与寓意蠡测》,认为先秦纹饰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设计形成具有特定含义的纹样。除装饰意义外,多蕴含设计者赋予其中的理念。

关于玉文化的南向传播,石荣传《从闽南、粤东浮滨文化玉器看中原夏商文明的南渐》,认为中原夏、商文化因素经由长江流域及珠江水系影响闽南、粤东,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不同,直接决定中原夏商玉文化因素进入闽南粤东浮滨文化路径的不同。谌小灵等《关于岭南所见牙璋的分布及相关认识》,认为浮滨文化及广西所见牙璋应源于东莞村头遗址,岭南地区商周时期的大石铲和原始仿铜礼器与牙璋具有同等的祭祀意义。

生产及建筑技术研究方面,杜金鹏《夏商都邑水利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及其价值》,对夏商都邑遗址发现的护城河、壕沟、暗渠、水池、井、渡槽等水利设施进行研究,认为它们具有防护城市、改善人居环境、保障生产生活的水资源供给、提升区域景观等作用。史宝琳《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原地区的水道设施》,通过对中原地区水道建筑材料与制造技术的分析,揭示水利系统对早期城市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郭明《商周时期府库建筑初探》(《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商周时期府库建筑往往为多座,整齐排列;形状均呈狭长方形,长宽比较大,屋顶为两面坡式;其内部空间的使用规划,纵向是分隔开的,门道不在东西两侧墙壁的正中央;府库建筑群往往自成一独立建筑区域,建筑周围的遗物相对较少。王迪《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首先确立考古上辨识制陶作坊的几个原则,再辨识出北方商周时期的制陶作坊,进而探讨制陶工艺、制陶禁忌与祭祀等问题。

铸造工艺探索方面,陈国梁《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存再探讨》,认为未有明确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一期存在铸铜作坊,二期早段存在着分散的冶铸点,二期晚段至四期早段冶铸活动主要集中在铸铜作坊之内,四期晚段以后冶铸点再次呈现分散的特点。张昌平《湖北郧县李营发现的铸铜遗存》,分析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H37出土有与铸铜相关的遗物。韩用祥等《盘龙城遗址首次发现铸造遗物及遗迹》,公布盘龙城遗址首次发现铸造遗存信息。徐劲松、余夏红《盘龙城遗址灰烬沟遗迹性质浅析》,认为盘龙城遗址灰烬沟遗迹可能是与冶铸有关的作坊遗存,出土的大口尖底陶缸可能是用作熔炼的熔炉,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应有相当部分是就地铸造的。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对比发现盘龙城遗址中的灰烬沟遗迹与中国各地冶炼遗迹相似,认为灰烬沟遗迹属于冶炼遗迹。苏昕《试析盘龙城杨家嘴遗址M26所出青铜器铸造缺陷及其补救措施》,研究发现杨家嘴遗址M26出土青铜器总体制作较为精良,但个别器物在合范、浇铸等环节上仍存在一些问题,铸工曾采取补铸、涂抹等不同的补救措施。张昌平《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鋬的铸造技术及其发展》,认为此时期鋬的铸造技术体现块范法铸造工艺适合处理复杂的几何体器形、便于装饰发展的特点。岳占伟、荆志淳等《殷墟陶模、陶范、泥芯的制作工艺研究》,对孝民屯村南及东南地所出铸铜遗物进行分析研究,探讨殷墟的陶模、陶范、泥芯的制作工艺。金锐等《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陶范烧制工艺初探》,认为孝民屯出土的10件陶范含砂比例较高,且陶范内壁的烧成温度普遍高于外壁;烘范技术可能承于陶器的烧制工艺,同时结合铸造的要求,在温度控制等技术方面有重要的革新。陈建立等《西周时期周原地区的周原出土周原镀锡技术及文化意义》,通过对周原出土4件镀锡青铜器的分析,发现其均为热镀锡工艺所成,这种铜器镀锡技术自西周早中期开始出现直到东汉早期。张登毅、李延祥等《山西定襄中霍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期),认为中霍墓地出土的17件春秋晚期青铜器基本上是用铜、锡二元合金和铜、锡、铅三元合金制造而成,存在铸造、热锻、热锻后冷加工三种制作方式,不同风格的铜豆采用的浇注方法不一样。

2016年度的西周考古发现研究,主要集中于周王朝的中心区域以及晋、齐、曾、楚等诸侯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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