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生平都经历了哪些事情 井冈山早期领导人烈

王佐(1898—1930),又名王云辉,绰号南斗。出生于遂川县下庄村水坑(今井冈山市下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裁缝出身。

资料图: 王佐、袁文才1930年2月21日,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是32岁这是彭德怀 终生内疚的一件憾事。如果追寻彭德怀 与毛泽东的感情波折,错杀袁王,也许是两位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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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参加绿林武装。1925年所部被地方政府收为新遂边陲保卫团,任副团长、团长,后为躲避地方豪绅追杀,重新恢复了原来队伍。1927年,在遂川县农民协会帮助下,将所部改称农民自卫军,支持遂川农民运动。同年6月,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乃率所部与宁冈、永新、安福等部农民自卫军于7月26日在永新暴动队配合下,攻克永新县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旋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与袁文才率部在宁冈坚持斗争。同年10月,对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1928年1月所部接受改编,2月,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师第三十二团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红四军军委委员,并当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7月,任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领导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方机关和五大哨口。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动向赣南出击,奉命率第三十二团协同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时任第三十二团团长,曾多次打退敌人,重兵进攻。3月,成立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5月,任红五军第六纵队司令。7月,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率部在井冈山坚持游击战争。1930年2月,在永新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资料图: 王佐、袁文才

人物经历

1930年2月21日,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是32岁

关系危机

这是彭德怀 终生内疚的一件憾事。如果追寻彭德怀 与毛泽东的感情波折,错杀袁王,也许是两位巨人之间最初的一丝隔膜。

关于“袁文才、王佐与土匪关系”的讨论

“没有理由杀袁王”这句话,毛泽东念叨了几十年,提起过无数次。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上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回顾远逝的历史,现在条分缕析的重大事件,在过去犹如一团剪不断、理还乱、千头万绪的麻团。1930年祭起错杀刑刀的是那迫在眉睫的军情……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

毛泽东对王佐 、袁文才 有着特殊的感情。大革命失败后,他婉拒瞿秋白的挽留,不愿进政治局留在大城市,而要上山落草,结交的第一对绿林朋友就是袁王。在这里不仅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还学到山大王的游击战术。他称袁王是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在党的历史上,袁文才 和王佐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刘志丹、徐海东十分相似。刘志丹、徐海东开辟的陕北苏区为中央红军 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袁文才 、王佐 领导的绿林武装则为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 提供了栖身之所。他们都是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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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啸傲山林、锄强扶弱的绿林英雄,毛泽东素来十分敬重。他认为,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铁军劲旅。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有意留毛泽东在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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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发娱乐官网,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毛泽东的确是天纵雄才,他只用两招就消除了袁王疑心,使之心悦诚服、无怨无悔地投奔到毛委员麾下,至死不渝。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毛泽东的第一招就是赠送枪械,以示诚信。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毛泽东的第二招是同仇敌忾,生死相依。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前委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改造,是井冈山 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不仅使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了脚跟,而且造成了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融洽气氛。在改造的过程,毛泽东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袁文才 赞毛泽东是“中央之才”,愿意执鞭牵马,跟他打天下。王佐 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1928年2月,袁文才 、王佐 两支农民自卫军正式升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设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编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成第二营,袁文才 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 为副团长兼第二营长。昔日的井冈山 绿林双雄正式成为毛泽东帐下的两员骁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土客籍矛盾曾令毛泽东产生只手撑柱、回天乏力之感。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在改造袁王部队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时常陷入烦恼,为井冈山 深刻的土客籍矛盾和中央对土匪部队的过“左”政策而为难。他不只一次地叹息:“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王怀、龙超清不再争辩。

在宁冈,土籍革命派的首领是龙超清、刘辉霄,客籍革命派的代表是袁文才 、周桂春。他们在一系列的问题,发生群体之争、权势之争,甚至发生女色之争。

然而,刚在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1927年底,宁冈县农民协会下令捉拿土豪劣绅,数目是8个,其中土籍有6人,客籍有2人。于是,一些跟土豪有亲戚关系的土籍群众有意见,认为打土豪土籍吃了亏,下次要多抓几个客籍劣绅,把吃的亏补回来。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

--巽峰书院是新城土籍子弟读书的最大书院,因土豪劣绅经常在书院聚议进剿农民自卫军和审讯革命者。客籍好汉袁文才 一怒之下,将巽峰书院放火焚毁。对此,土籍人大为不满。

朱德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1928年3月,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集中开会。会议由县委书记龙超清主持。龙超清佩带了一支在新城战斗中缴获的新枪,十分显眼醒目。袁文才 见了,很不舒服,他当众下了龙超清的手枪,并且振振有词:“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务,又不上前线,要手枪干什么?”龙超清气得青筋直爆,但又无可奈何。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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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成立宁冈县政府,推举文根宗任主席。文根宗是土籍人。客籍人老议论说:“现在是土籍的党,客籍人的枪么!我们客籍人专门打天下,他们土籍人专门坐天下。”客籍人提出轮流坐庄,土客籍每三个月轮出一届主席,土籍人表示同意。文根宗坐满3个月,由客籍甘金皇出掌权柄,甘金皇上台才只1月,土籍革命派即以甘“文化低、能力差”为理由,将他撤换。

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一贯器重的党务工作者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袁文才 与一个叫陈白英的女人有染,宁冈县委负责人谢希安慕陈姿色,也想插手。二人明和暗斗,时常彼此制肘。

紧张环境

……

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对于这些无谓的意气之争,毛泽东深感痛惜。他曾苦口婆心地耐心排解:“土客籍的对立和地方主义都是封建意识的反映,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要反对土客籍的对立和地方主义。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土客籍工农贫民是一家。共产党是不分国界省界的,国民党也不分土客籍,他们抓人杀人,什么时候分过土籍客籍,抓住了革命者一律杀头。共产党员要有敏锐的警觉性,千万不要中了土豪劣绅的奸计,内院起火,互相拆台。拿你们宁冈的话说,就是'不拆开墙来让狗进'呀!”他也曾找来龙超清、袁文才 ,疾言厉色地进行批评:“你们这是乱弹琴!中国历史上只有封建世袭制,而没有轮流坐庄制嘛!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以天下人民利益为己任,怎么可以随意附和土客籍之间的不正确要求呢?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呀!”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

湘赣边界党的土客籍矛盾如果仅仅停留于上述鸡毛蒜皮的意气之争,按道理是不会酿成巨大的危害和损失的。可是随着中央“左”倾政策的传达贯彻,土客籍矛盾开始披上革命的外衣,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进行,其危险潜滋暗长,犹同悬顶之剑,随时可能斩落下来。

这天,袁文才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屋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彭德怀 率红五军杀回井冈山 之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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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张飞最忌讳白面书生。在机诈百出的朱昌偕面前,彭德怀 先后两次中计,第一次被“骗”去了生死之交的副帅黄公略,第二次被煽起斩杀袁王之心。

袁文才望着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他正欲跨门而入,却本能地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送走黄公略,彭德怀 率红五军主力游击至井冈山 地区。1930年2月初,红五军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休整。一天深夜,奉调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担任书记的朱昌偕等人闯入红五军军部,神情激动地说:“彭军长,救救边界特委吧,袁文才 、王佐 率部要叛变了。”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反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激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朱昌偕的话,说得彭德怀 、滕代远、邓萍一头雾水,面面相觑。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看了下去。看完后,袁文才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不知说什么好。

由于曾经上过朱昌偕的当,彭德怀 多了个心眼,没有立即表态。他想弄清问题再说。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留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赶往井冈山。

受土籍势力影响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一直盘算着打袁王的主意。邓乾元代表特委向中央请求如何处置。他说土匪问题是边区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可以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聪明的袁文才 敏感地察觉到危险正在缓缓逼近,这从他的一些言语中可以看出。一天袁文才 与宁冈东南特区负责人王次谋等人下棋,他情绪低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跟你们难下几天棋了,现在已经下命令调我们去吉安。”

袁文才与王佐一起商量对策。

“袁猴”,陈次谋亲昵地喊着袁文才 的诨号,就事论事地说:“你去打吉安,和红五军一起容易打败敌人。干脆把你们的好枪给我们留下,县政府的破枪你们带走好了。你们不愁搞不到好枪。”

几天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到砻市向特委书记邓乾元了袁文才的情况,邓乾元听后大为惊讶。

“我是去也可,不去也可”,袁文才 兀自顺着心思往下说,“但是,不去还是不行的,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已经有人告了我的状。”

三天后,邓乾元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望着陈次谋等人诧异的神色,袁文才 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卦书,解释道:“今年年成不好呀!这书里有一句话,叫做'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一关难过。”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处理。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袁文才 按捺住自己火爆的性子,决心夹着尾巴做人,希望躲过此劫。可是,事态的发展,令他无法平心静气。

会上,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1929年冬,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到永新调和、斡旋党内土客籍矛盾。永新县委王怀等人听信坏人造谣,派人围捕宛希先。宛希先得知消息后,连夜逃往宁冈,准备到袁文才 处暂避一时,待毛泽东回山后再与永新县委负责人理论,谁知在逃跑途中被抓获。王怀等人用铁丝锥穿脚胫骨对他百般折磨,使其痛楚而死。

经过宛希先的反复劝解调停,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斗的领导。

宛希先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关于教育、帮助和改造旧式农民武装的政策,对袁文才 、王佐 等绿林出身的同志不排挤、不鄙视,被袁王认为是知心朋友。宛希先被杀害后,袁文才 愤怒至极,号啕大哭三天三夜,他痛骂永新县委那些土籍文墨秀才是秦桧,是奸臣,是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小人。他引用一句土话“文官指一指,武将累出屎”,公开指责永新县委秀才大人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二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以土籍人为主把持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尽管袁文才 气得心头滴血,恨不得马上把那班残害宛希先的人抓起来以牙还牙。但是,作为一名已经成熟起来的共产党员和红军 重要领导干部,他没有贸然行事。宁冈县委组织委员刘克犹回忆:“袁文才 得知永新方面边委书记宛希先遇害的确讯,对我说,边委已无组织观念,不过我暂时还是要守纪律,防止内部破裂。”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多人。后经边界特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袁文才 对永新县委、边界特委部分领导人的切齿愤怒和极端不满,引起王怀、朱昌偕的积恨和注意,他们愈加急迫地感到袁王武装是一颗埋伏在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必须预先动手,以防不测。慑于袁王的威信、实力和战功,以及他们服从组织调遣的忠实表现,朱昌偕、王怀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对袁王动手,他们必须等待时机,等待袁王自己出现失误。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便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1930年2月10日深夜,茶陵县游击队长吴文涛来报告,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春节期间离开茶陵县城老巢,只带少数护兵前往蕉坪姘头家。袁文才 闻讯大喜。

边界特委与袁、王关系形同水火之际,宛希先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先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罗克绍系茶陵县江口人,是边界地区反动民团的头目,拥有数百人枪。他拥有一个小型兵工厂,能制造步枪和子弹,这点令袁文才 、王佐 艳羡不已。11日清晨,袁王集合部队踏着晨霜寒雪赶往蕉坪。傍晚,部队在虎爪吃晚饭,袁文才 向战士说明任务:“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漏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大家注意,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要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

特委在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经过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11日夜晚。天空没有云彩,寒月当空,山路在朦胧的月色中婉蜒伸展。袁王部队兵分三路,向江口、蕉坪摸去。

危机加剧

江口是个有百户人家的小圩镇,只有一条小街。蕉坪离江口大约两里远,站在山上可以看清整个蕉坪,一条小河流向江口,小河两边都是房子。罗克绍的姘妇住在河滨一栋青砖大屋里。红军 战士出其不意,打得罗克绍措手不及,连人带工厂设备全部押往新城。

龙、宛之死加剧袁文才处境的危机

罗克绍是边区民愤极大的恶霸,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贫苦农家主妇常用“罗阎王”来吓唬夜啼的幼儿。可是,袁文才 回新城后,却给罗克绍松绑让座,设宴款待,还和他一起打麻将娱乐。红军 战士感到迷惑不解,袁文才 解释道:“杀掉罗克绍有嘛格用,我们到长沙又买不到钢铁和硫黄洋硝。没有这些材料哪里造得成枪。”几天后,袁文才 把罗克绍带往茅坪,软禁在茅坪山上的竹棚里,希望逼他帮助红军 购置材料造枪。

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陂山区开展工作的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接到侦察人员带来的消息:丈夫刘真(边界特委委员、永新县委书记)的老父亲在家病逝。考虑到刘真的家乡株塘村是白区,龙家衡决定自己回株塘村去。因为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所在地九陇山又远,她来不及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回到了株塘村。她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不料,已被其兄长龙庆楼(当地反动派五乡联防团团总)盯梢。

这件事袁文才 没有向宁冈县委汇报清楚,国民党乘机散布种种谣言,声称袁文才 与罗克绍交好密谋,企图反水。谢希安、龙超清在提议公审处决罗克绍遭到拒绝后,连夜赶赴永新,向边界特委报告事态的发展,他们言之凿凿地说:“如此下去,恐怕他们要作反了。”刚刚到达永新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信以为真,主持会议,决定武力解决袁、王。

龙家衡料理好公公后事的当晚,即返回九陂山区。天刚拂晓到了住地。就在龙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个警卫连到了九陂山区。宛希先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毛泽东特意安排留下来的,并担任了特委副书记,是特委成员中唯一的外地人。宛希先见到龙家衡便沉着脸说:“龙部长,你怎么一个人出山去白区了?去白区要经过县委、特委批准,这是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

2月22日,边界特委以“毛委员来信”为由,要袁王带部队到永新县城听候整编。袁文才 、王佐 欣然听命,带领队伍按时抵达永新。特委将他两人的住所分开。袁文才 住尹家巷22号,王佐 住尹家祠。晚上,边界特委召开会议,指责袁文才 有5条罪不容赦的错误,即反对特委领导,勾结土豪恶霸,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袁文才 这才发觉特委是想朝自己开刀。他依据事实,逐一予以反驳,说得彭清泉、龙超清、朱昌偕等人哑口无言。

此时,警卫连颜连长突然指着山脚下叫道:“宛书记,你看白狗子进山来了。”

“那你到底有没有错误?”彭清泉恼羞成怒地质问道。

宛希先突然想起一件,不久前,警卫排长抓到敌联防团一个侦探,从他身上搜到一封龙庆楼给龙家衡的策反信。他狠狠地瞪了龙家衡一眼,忙命警卫连长作好战斗准备,赤卫队掩护区委机关和伤病员赶紧撤往深山老林。

“我是有错误”,袁文才 从容镇静地回答说,“但是,我的错误决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

刚安定下来,宛希先即命令警卫连汪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所在地九陇山。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很是仇恨。在去九陇山的路上,便“开审”起龙家衡来。他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龙家衡只是默不作声。汪排长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龙家衡对着枪口,却无惧色:“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王佐 也气冲冲地起来帮腔,“你说破坏苏维埃,我老庚是边界苏维埃政府主席,岂有自己反对自己?宁冈在边界各县中分田最早,袁团长要是反对,这田地能分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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