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金:非遗立法挑战专家智慧必发娱乐官网

朝戈金说,经过二次创作后问题显得更为复杂,所以说,非遗保护领域的法律工作从理论的设计、理念的确立,一直到具体执行,每个环节都有难度。 (张楠)

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各地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方面是卯足了劲儿,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投入人力、财力去做一些表面上看来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情的时候,许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很不够的。有了这样一部法律之后,就能推动地方政府去做一些相关工作,比如在每年的政府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总体而言,这部法律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制度化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有所投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复兴工作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大家都乐于看到的局面。

针对近年来,非遗保护立法呼声很高等焦点话题,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朝戈金教授表示,与日本、韩国等较早进行非遗立法的邻国相比,我国非遗立法波折不断,对非遗保护工作人员的智慧提出了挑战。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对民间创作作详细规定,于是出现了集体创作、二次创作等纠纷,如王洛宾作品版权之争。通过立法,能够厘清这些有关非遗集体创作的纠纷吗?朝戈金表示,目前不可太乐观。比如有游戏公司将藏族史诗格萨尔故事改编成电玩,产生了经济效益。假如该公司想从盈利中拿出一定比例来回馈格萨尔故事的原创者,那么由谁来接受这笔钱?格萨尔故事可以说是全体藏民集体创作的,谁又有权代表全体藏族人民接受和正确使用这笔钱?

朝戈金:有些地方在很早以前就出台了相关法律,这可以说是为国家层面法律的出台做了一些铺垫,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6月13日全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期间,各地众多活动陆续开展。昨日,在成都国际非遗节上,来自世界31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就国际社会如何建立非遗保护机制,应对自然灾害进行深入探讨,并形成了《成都共识》。


新华报业网讯

朝戈金:这些年确实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纠纷不断出现。我国在着作权法中没有对民间创作的作品作详细规定,于是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较有名的如王洛宾作品版权之争。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由一个地区的特定民众集体创作和传承的作品?这些作品被商业化使用之后该如何保护原创者的基本权利?这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法律难题。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进行裁量时,基本上是比照着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一些作品是群众集体创作的,没有明确的原创者,如果产生了商业效益该如何分配?给全民族吗?谁能代表这一民族来接受回馈的效益,又如何界定作品在多大的范围内流传?这些都是问题。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在文化界、法律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能够制定出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保护规定。这也是“非遗”保护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很有意义。但对一些面积较小、民族单一的国家而言,可能并不需要如此复杂的名录体系,这可以说是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比如,在法律条文中提到,外国的机构或个人不得单独在中国从事系统的、有计划的田野调查工作,需要跟中国方面建立相应的合作伙伴关系。那一个外国人去村里面拍了几张剪纸的照片,这算不算违法呢?

记者:此前,一些地方已经相继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您认为这与国家层面的立法存在哪些关系?

记者: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许多千百年来相传承的东西正在或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褪去。作为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领域的权威研究者,请您谈谈长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感受?

这些年来,这种状况逐步在好转。我国从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到地方政府乃至社会各界,都逐步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我参与了审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名录工作,亲眼看到了各地申报国家“非遗”名录的积极性在高涨,做得也越来越专业,有一些举措对于保护珍贵的“非遗”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这其实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一个道理。现在我们千方百计地去保留某些生物的种子基因,就是怕物种灭绝会带来很多问题。文化上的物种和基因的保留也是一个道理,文化上的基因灭绝了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文化上的整合和趋同不永远都是好的事情。没有人希望今后全球人只有一个文化,被一种主流强势的文化统治,都在一种文化规范下生活,那是很可怕的。

在新疆调查时,我在天山深处一个小毡房中本来应该放置佛龛的位置上发现了一张刘德华的照片。当时我就想,流行文化的冲击真是很厉害,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是心灵深处的变化。年轻人喜欢上了刘德华,不喜欢江格尔这样的传统史诗。喜欢刘德华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不能因此把老传统都丢掉。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不好。好与不好完全取决于经营者或者当地政府是不是尊重了当地民众的意愿,是不是听取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如果仅仅是一群纯粹出于商业目的的人在搞开发,那通常都会走样,因为这些人首先并不会去尊重文化,他们只会考虑如何将一项“非遗”包装成商品卖出去,这就会对“非遗”造成很大冲击。

对话

朝戈金:这几项制度都很好。就调查制度而言,情况相对复杂一些,因为这涉及到专业人士。从事调查工作,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摸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底儿”,建立档案,然后设计出相应的保护措施或者给出设立保护措施的建议。

对话动机

朝戈金:全国各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甚至做得比较差,也没有能力去做,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记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在即,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会遇到一些困难?

通过这些年田野调查的经历,我感到民众中真是有无数的天才,他们的才能以及达到的水平让人们惊叹,比如说史诗演唱的能力。我见过一位藏族老艺人,不识字,擅长“格萨尔史诗”,故事全在他的脑子中。后来西藏社会科学院把他请过去唱,每天唱两三个小时。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已经唱了几个月了,就问他,你的故事是不是快要唱完了,他回答:还早着呢。

过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出台一些法律之后,也会紧跟着出台操作指南,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是抽象的、高屋建瓴的,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该怎么做,这就需要一个具体的指导。

当然,也有做得不错的例子。比如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和成吉思汗祭奠,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着名的旅游项目了,在开发周边的旅游产品时,设立了很多吸引游客的要素,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削弱成吉思汗祭奠的庄严感。

记者: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您经常需要做广泛的田野调查,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您能谈谈自己的一些工作经历吗?

记者:在“非遗”保护国家级别的法律未出台之前,对于“非遗”保护工作来讲,是否存在一些法律空白?

“非遗”保护需细化法律

就拿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来说,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史诗故事体制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必须是非常聪明、有口才还要有一定天赋的人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学会演唱。上世纪80年代时,在新疆地区记录在案的,能唱一个诗章以上的歌手还有一百零几位。20年之后,我们再去做田野调查时,绝大多数当初记录在案的歌手都已经去世了。现在,在新疆地区杰出的江格尔艺人也就两三个,而且都年事已高,演唱的体力也已不济。更可怕的是,传承人在急剧减少,年轻人都不想学。

朝戈金:当然有积极作用。人类文化基因的多样化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保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件中有过表述,是说我们不仅要从当代,而且要从子孙后代的利益出发,考虑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在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经历中,有些时候各方面条件比较艰苦。有一年夏天我去天山山麓,那里的海拔将近4000米,8月份的早上就看见结冰了,十分寒冷。当时只好把所有衣服都套在身上,像头熊一样。很多地方不通汽车,只能靠骑马,那里的狗也往往非常凶猛,需要格外小心。

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一直非常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档、保护、复兴工作,这与我国的传承和传播制度在理念上是相同的。总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设计,与一些在文化保护理念上比较先进的国家是相通的,与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也是相通的,我国也是公约缔约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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