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应走进乡村必发娱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56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形成了丰富的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依赖民间土壤自然生存、传承下来的。我国政府自2005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来,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从宣传的方向和对象来看,不仅要以城市和市民为宣传展示对象,而且要重视乡村和农民,才能对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流动卖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生存能力的一种体现。长期以来,非遗保护实践中存在着把遗产与生活相剥离的过度艺术化倾向,忽视其作为谋生手段的生活属性。实际上,非遗的十大类别中诸如戏曲、曲艺、传统手工艺、游艺杂技等,它们原本就是从业者的谋生手段,从业者以出卖艺术或者技艺为职业,只要存在一定数量的受众,他们就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仍以曲艺为例,无论是陆游诗中那位在“斜阳古柳赵家庄”里讲说蔡中郎的“负鼓盲翁”,还是民国时期在天桥画锅撂地的各色艺人,这些民间艺术形式一开始就是和艺人的生存紧密相连的。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生存压力的增大与行业内部竞争的加剧,从艺者不断对其谋生的手段进行艺术化、精致化甚至殿堂化的加工,但作为谋生工具的生活属性始终没变,即使今天在小剧场里演出的相声、评书、大鼓之类,基本上仍然是这一从艺群体的生存手段。

  其次,防止远离传承人的生活环境。国家在确定非遗名录的同时,与之配套,还认定了非遗传承人名录。如果按照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话,这些传承人大多生活在乡村,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农民,而且也不完全以某项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为职业。对于传承人而言,他们所拥有的非遗及其携带的地方文化知识,要么与特定的仪式有关,要么与自身的生计有关,除了以表演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遗,如戏曲、曲艺外(即使这些表演类的非遗在早期也是以乡村为主要演出场所),传承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非遗的原初生存环境。由此也可以看到,非遗项目在传承人生活中的意义与成为非遗后的意义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非遗的宣传展示普及如果远离了传承人生活的环境,仅仅在某些时间节点上让这些传承人从乡村进入城市进行展演,就好比是鱼儿离开了水,在这样的语境下,非遗传承人的行为更大的成分是对非遗的模拟或者说再复制,而不是对其进行传承。此外,传承人的生活环境,既包括所在村落的自然、人文环境,也包括在各级非遗名录认定的传承人之外的那些未被认定的传承者,这些均是非遗传承人传承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些未被认定的传承者也是非遗得到有效传承的后备力量,并有可能在非遗所在的地域内成为代际传承的下一个梯队,远离乡村的城市宣传展示也不利于这一部分人进一步掌握非遗知识,传承非遗项目。

流动卖艺是古今中外民间艺术的一种存在形态,艺人把自身拥有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穿梭于乡村和城市之间,通过对某种艺术的表演展示,以艺术本体的魅力赢得观众的认可,并获得或多或少、或实物或货币的报酬。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建立,不少此类民间艺术也进入到名录体系之中。在仍然存在一定数量传承者的情况下,除了个别代表性传承人以外,其他同样掌握了该项民间艺术的艺人依然坚持流动卖艺,对于他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必发娱乐官网,  再次,增加受众认同、享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非遗不仅仅属于传承人,还属于它们所在的地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受众。对于乡村社会而言,这个受众群体主要是当地的农民,他们不但是非遗的创造者,也是非遗的享用者。一个非遗项目,我们很难说它是由哪一个人创造的,而往往是一代代人传承发展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对于非遗所属地域的人群来说,一方面,原本与日常生活黏合在一起的非遗,对当地人而言是熟悉的,熟悉到从不去感知其存在与否,甚至于当他们成为文化遗产,名声在外时却并不为当地人所知,因此,当它们被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并以新的名头出现的时候,显然需要得到当地人的再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当地人产生文化自觉、承担传承职责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当非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功能时,也是农民享用非遗带来的精神满足之时。从所有权上来说,非遗属于这个地域以及当地的受众,但当它们成为非遗并被频频带进城市表演时,作为非遗拥有者的当地民众则失去了享用非遗的机会。而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其实就是在它们一次次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才被激活、被认同、被传承。

流动卖艺是古今中外民间艺术的一种存在形态,艺人把自身拥有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穿梭于乡村和城市之间,通过对某种艺术的表演展示,以艺术本体的魅力赢得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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